被誉为 “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”的80后青年作家，在法庭上挑战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。

7月10日，“韩寒状告百度文库侵权”一案，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。韩寒方面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：要求百度停止侵权行为，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权行为再次发生；关闭百度文库；连续7天在百度网站首页向原告赔礼道歉；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75.4万元；赔偿原告合理支出1.2万余元。

在庭审中，两方围绕责任认定、赔偿标准等问题进行长达4小时的激烈“交锋”，双方坚持己见，毫不让步，均不接受调解，合议庭宣布休庭并表示将择日宣判。

作为“作家维权联盟”和百度文库爆发纠纷之后第一个开庭审理的案件，水涨船高的赔偿金额也引发了外界对“作家维权联盟”的关注。随着其身后的实体公司北京亚华智权咨询有限公司逐渐浮出水面，公司形式的维权行动如何在维权与市场、道义与收益间做出抉择也成为争论的焦点。

贝志城和“作家维权联盟”

官司起源于一封讨伐百度的声明，去年3月15日，50多位作家联合发表《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》，指责百度文库涉嫌严重侵犯著作权。

在上述声明发表后不久，“作家维权联盟”的执行人贝志城在与几个大的出版商聚会时获悉，他们都备受盗版的困扰。贝志城表示，自己愿意出来当这个维权
“志愿者”，但做这个事情需要一个实体，他愿意先期个人投资100万注册资金，当当网CEO李国庆当时也承诺愿意支持100万元。据当当内部人士透露，当当网于去年年底和今年第二季度先后分两次支付给维权联盟，共计100万元。

2011年5月，北京亚华智权咨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，法定代表人为贝志城，注册资金100万元。

随后韩寒等5位作家和路金波、沈浩波等5位出版商联手，在北京宣告成立“作家维权联盟”，以公益组织的形式帮助签约作家维权。2011年7月4日“作家维权联盟”开始成立并进行运作，贝志城、李国庆和京东网刘强东各捐资100万元。

按照贝志城的想法，“公益事业要像企业一样运作，要像赚钱一样去亏钱。”维权联盟希望通过中法律行动降低诉讼成本、专业化的研究和不断改进诉讼方式提高作家收益。

120万元和解失败

“作家维权联盟”把第一个诉讼的对象指向了百度。事实上，在3月15日中国作家联合声讨百度之后，作家们与百度的拉锯战就一直持续进行。

作为中国本土最大的搜索巨头，百度于2009年12月8日正式上线“百度文库”。截至2012年7月10日18时，文档数量已达近4500万份。百度文库也被作家们认为是“盗版的源头”。

百度内部人士对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表示，2011年9月底，韩寒第一次起诉百度，包括
《零下一度》《1988：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》《像少年啦飞驰》三部作品要求赔偿11.3万元并要求百度方面关闭文库。据记者初步估算，该金额的赔偿标准是289元/千字。

由于诉讼程序问题，2011年12月，韩寒方面向海淀法院撤回起诉；2012年1月，韩寒再次起诉，索赔金额从11.3万元升到76万元，平均每千字1046元。路金波则拿出一份出版资料，证明韩寒文字已经达到每千字2万元的价格。

“从11.3万升到76万元，平均每千字价格在1046元，远远高出一般版权纠纷索赔金额。”上述百度人士表示。贝志城则认为，诉讼请求有可能发生变化，这是很自然的情况。

在此期间，作家维权联盟和百度之间曾有过一次和解的机会。2011年10月15日，百度文库产品负责人主动向作家联盟提出愿支付和解金120万元，希望了结官司。作家维权联盟提出两点：一是百度文库纠正错误，二是赔偿（三位作家共赔偿120万元）。

双方于2011年10月19日达成口头协议，但谈判过程中的本质问题很快凸显，作家维权联盟希望这120万仅仅是维权和解费，但百度文库希望120万元的赔偿金额可以让韩寒的作品进入正版平台。双方谈判无法继续，百度通过法庭通知作家维权联盟，拒绝和解。

贝志城回忆道，其只负责版权维权，而版权购买合作并不在其范围之内，因此和解努力成泡影。

争议的实体公司

随着作家维权联盟维权工作的深入，这个以公司为实体的非盈利机构也受到了行业人士的质疑。

知名律师江锋涛对 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表示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所谓的联盟公益机构需要到民政局去做相关登记，否则应该定义为代理公司。

按照贝志城描述的具体运行方式，与请律师诉讼的“风险代理”类似。也就是该公司在获得作家授权后，将为作家完成取证、公证、搜集材料等工作，并安排律师帮助作家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来进行维权。

贝志城指出，如果维权行为最终进入司法程序，并获得相应赔偿，赔偿金额的80%归作家，其余20%则归该公司。不过贝志城强调，由于著作权维权成本非常高，该公司基本不会从中盈利。

不过，江锋涛却认为，不盈利并不能说明公司是否以赚钱为目标，不能偷换概念。作家维权联盟对外宣称自己是 “以公司为实体的非盈利机构”本身就与公司法相冲突，根据公司法规定，公司是指一般以营利为目的，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某些目的而成立的组织。

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铭则认为，作家维权联盟的模式有点像几年前的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三面向公司）在一些主要城市发起了针对网络非法转载行为的“维权风暴”。由于其规模空前，被一些媒体称为“全国最集中的著作权维权行动”，三面向公司也因此被一些媒体誉为
“网络王海”，不过，最后由于维权市场的客观现实而最终消失在公众的视线。

中国文著协常务副总干事张洪波此前曾公开对这种实体公司进行“维权产业化”运作提出质疑，“公益与否是无法由一个机构自己宣称的，它有自己的界定标准。”

对此，贝志城表示，在中国，所谓的NGO组织要注册下来基本很难，所以才采取了实体公司的方式。据他透露，该公司的股东结构以及所有的盈余都有维权联盟的10个理事决定，而20%的诉讼分成所得具体账目每月由决策委员会审核，如果盈利也将交由这10个理事来处理，为了维权工作的长期性，会将这笔钱继续投入维权中。

美国上市公司采纳策划中国区合伙人龚铂洋表示，这种公司化的运作模式确实是一种新形式，但具体什么样的规则，怎么避免出现负面的声音，是作为公司化运作需要考虑的重要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