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发芾 财税史学者

原题：国富与民富的历史纠结

近日，香港的减税又引起人们的热议。事实上，近年来港府减税已成惯例，无论当年经济好坏，“藏富于民”的减税措施都必不可少。

中国历史上本来有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、藏富于民的优良思想传统，这种传统是儒家学派财政思想的核心。现在，这种思想在香港开花，在大陆则还只有争论，没有行动。

春秋时鲁哀公向孔子弟子有若咨询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”时，有若回答说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”；孟子一再强调：“易其田畴，薄其税敛，民可使富也”，使民“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”；而荀子则说，“下贫则上贫，下富则上富”，他尤其批评了统治者好利聚敛的结果是“府库已实而百姓贫”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王者富民，霸者富士，仅存之国富大夫，亡国富筐箧、实府库”。这就是说，两千多年前的先贤非常清楚，民富优先，则会带来国富，国富优先，却只能带来民穷。只有将民富作为治国的要务，国富才可期待。

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抢称霸的大背景下，各国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富强起来，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。儒家的仁政思想不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而法家学派的强国主张立即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。怎样实现强国的目的呢？法家的主张，就是通过国家权力，“弱民”、“贫民”。商鞅说，“不农之征必多，市利之租必重”。他鼓励农业生产，但又强调“家不积粟”，要求农民将粮食交给国家而不是自己拥有。商鞅还认为，有资产的富裕百姓不好管理，贫穷的老百姓才能被国家政策支配调动，为国家服务。

而到了战国末期，另一位法家人物韩非子说，“欲利尔身，先利尔君，欲富尔家，先富尔国”，把君主和国家的富裕强大放到毋庸置疑的优先地位。为了让君主和国家富有强大，就必须让老百姓贫穷弱小。他认为，“凡人之生也，财用足则隳于用力”，“财货足则轻用。轻用则侈泰，侈泰则家贫”。因此，必须用重税使其永远处于贫穷之中，这样，他们才能在生活的压力下勤勤恳恳，为国出力。

商鞅韩非的思想被秦国采纳，带来强国强盛，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总是用儒家的外衣装饰自己，其实都是外儒内法，说的是儒家“轻徭薄赋”的格言，行的是法家“富国弱民”的政策。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被抛入国际竞争中的大格局中，其所处形势，有些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。大清朝野都痛切感到中国的弱小，因此，富国强兵成为兴奋点，无论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抑或清末宪政、辛亥革命，都围绕富国强兵这个主题。这个主题其实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中期新政权建立以后。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，强调的是国家的富强，而不是人民的富裕。而在追求强国梦的时候，国家再次沿着商鞅韩非的路径，把国富与民富放到完全对立的两极。

为了国家强盛，国家甚至发展出一整套意识形态，比如老百姓越穷越光荣，越穷越高尚，比如诅咒私有财产的罪恶，塑造大公无私、很斗私字一闪念的精神。国家富强就必须让老百姓毫无私心私利，一无所有。老百姓但凡有一点点私有财富，那就是某种邪恶主义的尾巴，一定要割除而后快。这种思想成为前三十年的主流思想。

显然，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，无疑是对于这种国家观的反拨。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国家承认老百姓追求富裕的合法性正当性。在追求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，不再以必须消灭私人财富为前提。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之后，老百姓积累财富已经不再是非法的，但最近十多年来，国家通过税费等手段，在国家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重新进行洗牌。国家持续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，塑造了富强的国家形象，但可惜的是，在它后面，却是百姓收入不足、生活艰难的窘境，国富与民富之间的关系再次紧张。

这种情况下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甚嚣尘上，处处将国家置于个人之上，要求个人利益、私人利益对于国家利益的完全服从。国家主义财政观念下，国富再次被赋予了相对于是民富的无与伦比的优先性和道德正当性。国家主义甚至还提出一句臭名昭著的格言：“大河有水小河满，大河无水小河干”，以此来强调国富优先于民富的天经地义。

事实上，国家财富来自百姓的创造，来自百姓私有财产的让渡，它们之间的关系，确实像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。但必须弄清楚的是，私人财产是源头，私人通过财产让渡进行的纳税，如同涓涓细流，充盈了国库。如果老百姓的条条小河干涸了，国家这条大河免不了断流的命运。这样常识，还需要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论证吗？